知识产权

专题评述

  • 论地理标志构成要素的认定

    冯术杰;

    我国将建立的统一地理标志制度,应以保障特色产品的品质,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特色产品经济发展为目的。正确认定地理标志的构成要素对于该制度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结合国际公约并借鉴国外经验,分析地理标志构成要素认定中的客观性与多样性问题。产品品质特征具有稳定性与演化性,对其的认定应具有客观性并体现多样性。声誉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征,应从其与产品客观品质的关系角度来认定。对于地理“标志”应采用《TRIPS协定》的开放式规定。产地的自然或人文因素、产地范围、产品品质特征是三个互动制约的客观因素。在地理标志构成要素的认定中,应保障相关利益方的充分参与,以保证认定的客观性并更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

    2024年04期 No.278 3-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51K]
  • 国际规则博弈下中国地理标志制度的自主建构

    张浩然;

    地理标志保护关乎农业品牌化发展和全球农业价值链中高端的争夺,在全球范围内,新旧世界就此存在主观关联性、客观关联性两种制度逻辑以及商标法、专门法保护两种制度模式的博弈。受此影响,我国建立了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和专门保护两套体系,二者重点均在于保障产品产地来源真实,而非保障地理标志与独特产品质量特性之间的关联,导致地理标志质量保证功能并未发挥。开展地理标志专门立法,在立法逻辑选择中,鉴于中欧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方向的相似性,我国宜借鉴欧盟“风土”逻辑,建立地理标志的严格保护体系;在保护路径选择中,由于专门保护制度面临着来自商标法体系的挑战,更具可行性的方式是实现“风土”逻辑的商标法“嫁接”,将“地理标志法”定位为《商标法》的特别法,将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体系,建立双重保护标准:对普通地理标志仅禁止导致消费者产地误认的行为;对产品质量特征完全由产地决定的原产地名称和具有广泛声誉的受保护地理标志提供反淡化保护,建立严格的注册审查、质量控制和执法机制。

    2024年04期 No.278 14-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1K]

学术研究

  • 论知识产权对象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区分

    陈杰;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最根本、最艰深的问题。该问题充满了“语言的迷雾”,因此需要在辨析法律概念与论理词、澄清语言误用、确定其社会关系基础后,从事实与视角两个方面予以阐述。在区分论的事实指向上,从对象到权利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象(知识)、对象的利用方式(行为)、权利客体(法内好处)与权利内容(具体路径)。在视角上,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可以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带来“客体式”的视角,从而形成了一些全新的命题。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使知识产权成为知识产权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2024年04期 No.278 38-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阶梯式精确性理念

    刘晓;

    我国法院普遍秉持高度精确性的损害赔偿理念,很少认可推断方法,导致原告很难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确切数额,只能大量适用法定赔偿,赔偿数额的精确性较低。比较法上降低原告证明难度的方法有二:一是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二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分配证明责任,蕴含了阶梯式精确性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原告只需通过推断等方法初步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合理数额,就可完成证明责任,随后由被告进一步举证提升赔偿数额的精确性。阶梯式精确性理念可以大幅提升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的适用比例,以较低的成本提升赔偿数额的精确性,优于现有做法,值得我国法院采纳。以电商平台案件为例,应用该理念的关键是提出推断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的阶梯式方法。

    2024年04期 No.278 57-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7K]

实践探讨

  • 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以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为切入点

    张广良;巩凡;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应予以规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司法机关可通过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快速审理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训诫,甚至可以在管辖权异议未决时通过实体审理等方式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建议《民事诉讼法》明确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依法应予以惩罚;同时规定受诉法院在案件管辖权异议争议未决的情形下,对是否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享有自由裁量权。

    2024年04期 No.278 82-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7K]
  • 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宁立志;龚涛;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2024年04期 No.278 92-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4K]
  • 专利停止侵权责任例外中的公共利益规则

    沈成燕;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根据专利法的规定,法院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判令不停止侵权。但是由于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共利益规则的适用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公共利益之名不当侵害私人利益、说理不充分等问题,阻碍司法功能的实现,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对此,可通过利益衡量、比例原则、不确定法律概念价值补充等方法进一步完善公共利益规则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方法。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类型,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方法,通过指导性案例完善司法推理。

    2024年04期 No.278 109-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