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宇;
人机协同的元宇宙中，人与科技机器融合形成新型创作主体——赛博人。赛博人创作数字产品的实质性贡献不仅来源于人，也来源于科技机器。2020年修正后的《著作权法》的作品类型开放式立法模式，为非典型数字产品的可版权性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行性。作为可版权性的实质要件，独创性标准具备内嵌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个性化印记等人格因素逐渐被祛魅，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赛博人“最低限度”创作的智力结果，并非保护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在著作权法公共政策理念下，数字产品的独创性标准判断应由作者中心主义（主观标准）转向作品中心主义（客观标准）。为实现法的安定性与一般正义原则之间的平衡，法官面对非典型数字产品可版权性纠纷时，可遵循归入法、拆分法、过滤法的判定路径。
2022年07期 No.257 20-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6K] - 张浩然;
基于宪法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国家对用户数据处分负有保护义务。从私法赋权角度出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个人信息携带权”的新型民事权利，但普遍性地要求企业实现用户数据可携带将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创新，难以符合比例原则，故“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并未明确其义务主体和实施条件，仅具有宣示意义而难以发挥实质保护功能。在不宜“一刀切”地划定用户与企业权利边界的前提下，可顺应市场规律引导市场力量自发地保障用户数据自由携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将用户数据携带行为明确为企业数据财产利益保护之例外，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经营者正当且必要地获取他人控制的用户数据，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此引入第三方市场力量化解用户与平台之间技术力量对比悬殊的问题；在市场公平竞争监管中，为弥补反垄断执法的局限性，在数字市场构建事前管制制度，强制“守门人”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建立数据互操作性环境并为用户提供持续、实时的数据携带服务，重启企业在平台开放层面的竞争。
2022年07期 No.257 47-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5K] - 李超;
消费者评价数据是由消费者、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共同贡献形成的公开型原始数据，利益格局较为复杂。消费者评价数据是平台经营者的基础性资源，平台经营者可控制消费者评价数据收集至使用的全过程，应承认平台经营者享有财产利益，并优先采用法益模式进行保护。消费者评价数据既是消费者表达自由的延伸，又是助推消费者决策和公权干预的重要工具，但消费者对其通常不享有财产利益，且难以控制，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消费者评价信息传播的需要，宜赋予消费者对消费者评价数据的可携带权。消费者评价数据是平台内经营者声誉的重要载体，平台内经营者享有一定的财产利益，但现行法律制度不足以对其提供保护。出于避免“锁定效应”和应对“冷启动”问题的需要，亦宜赋予平台内经营者对消费者评价数据的可携带权。
2022年07期 No.257 70-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4K]